江詩丹頓的祕密 (連載故事第二回)

19世紀的日內瓦，圖片由江詩丹頓提供。

日內瓦以前沒有那麼仇視外來者，在十六世紀中期，當地人口只有12,000人，在歐洲歷經宗教改革時期之後，日內瓦曾是宗教改革人士的避風港，吸引數以千計遭迫害的德國、義大利及法國的清教徒到當地避難，法國宗教改革家喀爾文帶著教徒流亡到日內瓦，並被授予市民的權利；為此日內瓦被稱為「新教徒的羅馬」，但日內瓦也得到這些精英分子的回報，不論在實質的財富或是智慧財產上，都為日內瓦創造出顯著貢獻。許多法國製錶師是新教徒，因為宗教信仰因素，所以選擇留在日內瓦，當地的珠寶業自從十三世紀起即名聞遐邇。
雖然新移民人數眾多，然而喀爾文教徒反對炫耀及過度的裝飾品，因此瑞士的珠寶匠們轉而製作錶殼，所幸裝飾華麗的錶殼並不被喀爾文教派禁止。世居日內瓦的珠寶師與法國來的製錶師，讓這個城鎮創造出獨特的生產聚落「Fabrique」，這個現在被視為「工廠」的同義字從這時開始流傳，它代表的並非單一工坊或工廠，尤其在日內瓦，Fabrique所代表的意思正是「創造、銷售珠寶、金銀以及鐘錶的所有生產組織」。這樣的人事與環境正是數百年來瑞士穩佔世界鐘錶中心的原因。

除開珠寶鐘錶的製造能力之外，日內瓦還有著得天獨厚的國際行銷優勢，正是因為避難到日內瓦的新教徒們，疏通了管道，把產品銷售到原屬國。而後因為交通發達，國際市場的範圍陸續擴大到了東方世界──土耳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讓日內瓦的製錶業迅速擴張，特別是裝飾繁複、功能複雜多變的錶款。在1601年，日內瓦的製錶業們成立了公會（Guild），公會陸續納入日益擴大的專業組織，不論是製作錶殼、面盤、指針的專業人士都組成了自己的工會（Corporation），可見在這個「Fabrique」裡，製錶相關行業的人數有多麼壯觀。然而新移居日內瓦的專業人士越來越多，在僧多粥少的環境下，日內瓦終於關上了留給新移民的方便之門。

1685年法國廢除「南特詔書（Edict of Nates）」是導致日內瓦壁壘主義大盛、壓垮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南特詔書由法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堡頒發，承認新教徒有公開舉行禮拜儀式的權利，1685年廢除此詔，意即表示法國不再承認新教徒享有宗教自由，導致新教徒流亡歐洲各地。

許多流亡到瑞士的製錶師以及錶商在聖架威（Saint-Gervais）落腳，它在隆河南岸，長久以來只有單一座橋負起南北兩岸交通，因此許多年來它雖與外界保持貿易關係，卻因為這座橋而讓聖架威自成一個小天地，著名的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就在這裡度過童年，他的父親是一名製錶師。當時的房屋多半有斜頂，其下則是閣樓（Cabinet），而製錶師們多半選擇在閣樓內工作，以借助明亮的天光。這正是年輕的Hetier學徒生涯裡最熟悉的環境，那個時期的瑞士少見「工坊」這樣的地方，幾乎所有的巧手工匠都屬於「Fabrique」。

直到19世紀初，不論是製錶師、金匠、金雕師或琺瑯工匠，只要技術純熟者，都會被稱作Cabinotiers。到19世紀末期，這些人甚至組起了產業工會，在全世界其他國度裡都沒有這種類型的組織。有趣的是他們不只是工匠，也是藝術家，不但要求有開放、探索新知的心靈，還要求享有主宰自己生活、支配工作時間的權力，與其他類型的勞工大不相同。當時的瑞士政府還被視為獨裁政權，連盧梭都在1763年放棄日內瓦公民權，直到1792年瑞士革命之後，聯邦政府才宣佈所有瑞士居民皆享有同等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