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詩丹頓的祕密 (連載故事第十七回)
Sep 20, 2011
1965年，江詩丹頓的實際管理者，也是最大的股東Georges Ketterer做出了決定未來品牌走向的重大決策，他斬斷了江詩丹頓與積家之間的關係，兩業者三十年的合作關係至此告一段落。Ketterer主要是想要求更多獨立與自由，他自1938年起管理江詩丹頓，1940年時，吃下了Charles Constantin的江詩丹頓股權，那一年也代表了Constantin家族退出了品牌的實際經營。Ketterer雖然與江詩丹頓沒有歷史淵源，但卻是為江詩丹頓創造出黃金年代的最大功臣。Ketterer在1969年辭世，從1940到他離開人世之前，江詩丹頓聲譽日隆，不但因為積家提供了大量優質的基礎機芯，更在於他堅持保有江詩丹頓自古以來傳承的優雅美感，以及對產品品質的要求。
1950年代的江詩丹頓錶評價堪稱瑞士之最，尤其在優雅簡單的錶款上，總是以與眾不同的氣質與無懈可擊的作工令人傾倒。熟悉1950年代古董錶生態的人多半認為，在自動錶尚未成為市場主流之前，江詩丹頓錶款是市場的標竿。它或許不是當時技術最先進、款式最眩目的品牌，但它紮實地做好每一塊錶的基本功夫，講究打磨、純粹美感，整體配合，在它的產品上有難以言宣的氣質流露，現代人會將當時的江詩丹頓、百達翡麗與愛彼稱為三大錶廠（The Great Three），論機芯打磨及整體配合，江詩丹頓首屈一指，在自動機芯成為主流之後，百達翡麗才以優越的自動上鏈機芯冒出頭來，而愛彼則積極地發展複雜功能機芯，三廠走向不同，後來也在不同領域各擅勝場。
Ketterer主導下的江詩丹頓處於黃金年代，但到1969年他的兒子Jacques Ketterer接手之後，卻急轉直下，一來可能因為經營人未得乃父之風，以全力捍衛江詩丹頓長久傳承下來堅持美感及作工的價值，但更重大的原因，卻是瑞士錶業遇上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挑戰──石英革命。石英科技發展的時間其實在20年紀初期，但最早的石英震盪子只能放在鐘樓裡，它的體積可想而知，歷經幾十年的努力，它才縮小到可以放在錶裡，它的精準程度高，價格低廉，或許也因為這樣，在1970年代的日製石英錶多半顯得粗糙，被歸在平價錶的範疇。
Ketterer主導下的江詩丹頓處於黃金年代，但到1969年他的兒子Jacques Ketterer接手之後，卻急轉直下，一來可能因為經營人未得乃父之風，以全力捍衛江詩丹頓長久傳承下來堅持美感及作工的價值，但更重大的原因，卻是瑞士錶業遇上有史以來最嚴酷的挑戰──石英革命。石英科技發展的時間其實在20年紀初期，但最早的石英震盪子只能放在鐘樓裡，它的體積可想而知，歷經幾十年的努力，它才縮小到可以放在錶裡，它的精準程度高，價格低廉，或許也因為這樣，在1970年代的日製石英錶多半顯得粗糙，被歸在平價錶的範疇。
其實除了日本之外，瑞士及美國都有業者研發石英錶，但或許在開發的積極程度上有別，因此當日本以石英錶席捲全球之際，美國及瑞士業者反應並不即時有效。事實上，在1960年代瑞士錶早就飽受美製平價錶的威脅，代表性的業者是天美時（Timex）；雖然主力是平價錶，但事實上天美時也在歐洲生產一些層次較高的錶款，這些錶與同價位的瑞士錶相比，競爭力非常強。
儘管在幾十年後回頭看石英革命，瑞士製錶業界最後還是找到了生存空間，但在當時石英革命幾乎是完全摧毀了瑞士錶業，這跟當時的大環境也有關，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讓全球奢侈品消費規模急轉直下，不復1960年代極盡奢華的購買習慣，自1973年起，瑞士錶出口額逐年下降，直到1984年才有起色。江詩丹頓雖然品牌定位較高，但一樣受到嚴重影響，1974年起，四分之一的員工被迫縮短工時成為約聘人員，要堅持走頂級路線似乎無以為繼。
儘管在幾十年後回頭看石英革命，瑞士製錶業界最後還是找到了生存空間，但在當時石英革命幾乎是完全摧毀了瑞士錶業，這跟當時的大環境也有關，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讓全球奢侈品消費規模急轉直下，不復1960年代極盡奢華的購買習慣，自1973年起，瑞士錶出口額逐年下降，直到1984年才有起色。江詩丹頓雖然品牌定位較高，但一樣受到嚴重影響，1974年起，四分之一的員工被迫縮短工時成為約聘人員，要堅持走頂級路線似乎無以為繼。
這期間江詩丹頓反而推出了最亮眼的珠寶錶，1979年令人眼光為之一亮的頂級珠寶錶Kallista發表，用一公斤的金塊雕刻出重僅140公克的成品，錶上鑲嵌了118顆、總重130克拉的祖母綠式車工方鑽，製作這一款錶，花去所有工匠總計達到6,000小時的工時；也許這正是面對惡劣的大環境，江詩丹頓發出的一聲怒吼。1987年，Jacques辭世，江詩丹頓另一個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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