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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國際名表2016年鑑
2016-10-15 Publish
2016年鑑
HYT流動的時間...
  A. Lange & Söhne
  2011-09-27 12:00:00 :349

瑞士名錶當道,一般人不會對來自德國薩克森的品牌抱持太大期望,也不會預期A. Lange & Sohne所帶來的興奮情緒居然能持續十年以上。事實上,沒有人 (至少在德國) 預料到一個死而復生的德國高級錶品牌會再度發展,猶如浴火重生的鳳凰。這個品牌所掀起的熱潮,不僅席捲了曾經擁有A. Lange & Sohne的腕錶收藏家與懷舊的薩克森人,也包括了世界各地收藏不同頂級作品的錶類收藏家。

 
A.Lange & Sohne復出引起國際間的正面迴響,最令人料想不到的,則是向來是製錶重鎮的瑞士。另外,特別鍾愛手工精緻且有獨特收藏價值鐘錶的義大利人,也張開雙臂歡迎Ferdinand Adolph Lange的後裔。還有美國,全世界鐘錶收藏家與愛好者最多之處,所有先知先覺的人都爭先恐後地收集這些德國機械瑰寶。
 
 
在推出Lange 1 Time Zone以後,A. Lange & Sohne顯得沈寂了一陣,後來在2005年秋天推出了Tourbograph「Pour le Merite」,這是一只連接了過去與現在的手錶,它使用了1994年A. Lange & Sohne首枚陀飛輪錶的名字、擒縱結構以及芝麻鍊傳動。另外也推出了分秒雙追針的Double Split錶款。進化的Datograph隨之而來,零件數提高到556;2006年的巴賽爾SIHH錶展裡展出了Richard Lange,簡潔的風格與複雜功能錶款大相涇庭。
 
 
2004年A. Lange & Sohne在格拉蘇蒂買下的古老的啤酒廠,然後將之改裝,估計從2008年開始,這個曾經充滿著濃烈酒香的廠房就會成為重要的製錶基地。但A. Lange & Sohne的產量不會因此而擴張,這個新廠房預計用來研發複雜錶款以及重要的零組件,像是A. Lange & Sohne重生十年之後才有能力製造的游絲等等,一家有製造能力的錶廠,勢必要在這個方面多所著墨。
 
 
創立於1845年的朗格,其實與不少有歷史的品牌一樣,中途都曾因各種理由而中斷經營,並差點永遠消失。不同的是,多數品牌是因為石英革命所造成的需求減少,視經濟層面出了狀況,朗格則完全是因為政治力的作祟。1945年東西德分裂,留在東德的錶廠要不就消失不然就被併入VEB GUB,不過朗格創辦人Ferdinand Adolph Lange直系子孫Walter Lange幸運地逃離鐵幕,並等待機會復興家族製錶工藝。終於他在1990年成立了Lange Uhren GmbH,並向GUB購得A. Lange & Sohne 的商標使用權,並在當時IWC的總裁Gunter Blumlein協助下重新投入製錶工業,並於1994年推出復出後的第一款腕錶Lange l。而其堅持保留德國銀、四分之三夾板…等,傳統德國腕錶的作工與對於細節特色的講究,也讓當時消費者驚豔,推出後迅速在頂級鐘錶市場搶下一席之地,此外,也宣告Swiss Made壟斷的頂級機械錶時代結束。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除了專精鐘錶史的學者之外,大約不會有人關心德國的頂級鐘錶品牌,自二次大戰之後,一連串的政治事件讓德國製錶重鎮薩克森(Saxony)與西方世界隔絕,原本在斯地已經紮根百餘年的製錶業也無法與外界互通聲息。以德國在歷史上曾經是歐洲強權極長時間的背景來看,這種景況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在海權時代,製錶業與各民族國家的國力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國力延伸到越大的領域,度量時間的需求就越高,那是因為最簡便的經度測量方法都必須仰賴精準的計時工具,因此最早發展出製錶產業的大國就是海上霸權國家大不列顛,而後則是歐洲陸上霸權法國,瑞士則佔地利及人力之便,以大量生產的優勢,承接了法國在製錶技術上的領先,成為迄今不墜的製錶大國。更早的西班牙及葡萄牙為何不是其中的一員?觀諸歐洲發展以及時計製作歷史,在西班牙稱霸七海的時代,攜帶型時計幾乎不可能存在,當時的科學能力也還沒有將時間、光速及經度連結在一起,或許因為如此,這兩個較早發展的歐洲海權國家沒有培育出製錶工業。繼英法霸權之後,歐洲其他地區同樣需要精確時計,嚴格來說,任何一個幅員廣闊而大一統的帝國,都必然會有著車同軌、書同文的需求。
 
日耳爾民族在歐洲據有土地已有時日,史家(或許只是某一派)論述德國歷史時,將「神聖羅馬帝國」定義為「第一帝國」;後來又有第二帝國(大致上是1871~1918年),而1933~1945年間希特勒執政時期稱為第三帝國。對大多數人來說,神聖羅馬帝國幾乎只存在歷史教科書裡,對中歐歷史較為精擅者,對神聖羅馬帝國這個說法有諸多解釋,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就說過一句名言,「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與羅馬無涉,更非一個帝國」;它基本上比較像是一個集合性的名詞,用來解釋中歐在某一段時間內的政治狀態,西方史學論者多半以西元800年左右當做神聖羅馬帝國的起點,而東方的史學論者常常從西元962年開始,結束的時間則約1806年,專家對神聖羅馬帝國就已經有相當不同的見解,對非專研史學的人來說,更是一塌糊塗,但至少我們可以確定一點,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格拉蘇蒂(Glashutte)鎮所在的薩克森,早在14世紀就升格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選候國之一,當時共有七個選候國,可見當地的政治勢力並不是憑空冒出來的,而有它深厚的歷史淵源。既然當地有足可稱為國王的人,自然有可能培育出百工百業;也因為中歐的政經情勢複雜,展現國力、培植民族工業以及標定疆界都成為統治階段希望達成的事。從1553年登基的Auguste起,薩克森選候國就收集了不少來自西歐的科學研究、天文觀測以及日晷等儀器,隨著選候國王位的傳承,也漸漸發展出當地的天文觀測以及測定時間的機構「德勒斯登數學物理沙龍(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alon)」,但直到18世紀後期,薩克森才出現自製時計的科學家及製錶師,之前大多數的時計都來自紐倫堡或奧格斯堡等地的科學家或工匠。
 
書中記載,直到1767年德勒斯登數學物理沙龍主持人Johann Gottfried Kohler才開始打造第一座屬於當地的鐘,1801年,他的繼任者Johann Heinrich Seyffert則為德勒斯登紮下了鐘錶製作的基礎。兩人都有著科學研究的興趣及工藝製作的能力,Seyffert後來更成為薩克森選候國國王的御用製錶師,但他一直受到當地製錶業者的排擠,因為他沒有受過正式而足夠的鐘錶學徒訓練。既然當地有製錶業者,又為何Kohler打造的鐘是第一座當地的鐘呢?因為當時大多數的時計結構及零件幾乎都從其他地區採購,而非當地自製。
 
Seyffert應該是德勒斯登當地最具創造力的科學家兼製錶師,他每天進行當地的天文觀測任務,負責校定每天「平均太陽時」與「真實太陽時」的差距,在那個時代,全球並沒有分成若干個時區,幾乎每一個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當地時間」,所謂的正午(True noon)代表的意思並不是「時鐘指著中午十二點」,而是太陽在城市正上方的時間。也因此,恐怕沒有任何兩個大城市所使用的當地時間一模一樣,小區域來說這不會是問題,地域一大,時間上的矛盾就會產生,試想在電報(1837年英國人William Cooke;美國人Samuel Morse分別在英國及美國申請出專利)及快速的火車(暫且以1829年英國人Stepheson製造的產品為代表)發明之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繫會有多麼混亂。Seyffert以及他的繼任者Joahann Friedrich Schumann全力鼓吹標準時間的重要性,讓後來薩克森選候國國王Anton在1828年宣布境內所有時鐘必須採用統一的標準時間,不但建立了時計的普遍性需求,也間接讓德勒斯登附近的格拉蘇蒂成為德國傳統製錶重鎮。
 
德勒斯登數學物理沙龍事實上也是當地製錶師的搖藍,以Seyffert為例,雖然他的職位是沙龍主持人,但也負責供應鐘錶給薩克森皇族以及探險家,後者身負為選候國拓展疆土及宣揚國威的任務,經常必須利用精準的時鐘及儀器測定疆界的經度,從千萬里外的英法或瑞士訂製精密的擕帶型時計(鐘或是懷錶)總是緩不濟急,能有德勒斯登自製的鐘錶較為便利。繼任者Schumann也有製錶能力,同時栽培了一群學徒,其中一位名為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Gutkaes,此人與朗格有極密切的關係,他是格拉蘇蒂製錶之父F.A. Lange的岳父;妙的是,Gutkaes本身也因為跟隨Schumann製錶,得到他的賞識,娶了恩師的女兒為妻。
 
綜覽世界製錶史,Seyffert雖然不能與英、法及瑞士的知名製錶師平起平坐,但對德系傳統來說卻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德勒斯登的錶還鮮少追求複雜功能,仍然必須追求精準與報時(問錶)等兩項主要功能,他製作的時計在精準度上得到了薩克森探險家及君王的認可,結構雖然多半參考先進地區的優異設計,但也有他自己的創意。也許讀者會覺得介紹朗格的書卻花如此多的心力介紹與朗格關聯不大的製錶師似乎無關痛癢,但這說明了一件事,在F.A. Lange擇定格拉蘇蒂鎮發展製錶工業之前,德勒斯登幾乎是製錶沙漠,雖然當地是薩克森選候國的政經中心,科學水平較之薩克森其他地區都算進步,但在製錶這個產業上,表現相對落後。 
 
 
理查.朗格(Richard Lange)於1845年12月17日生於德勒斯登,也正是他的父親阿道夫.朗格開始在格拉蘇蒂打造製錶重鎮的重要年份,小理查出世之後一直接受家庭教師的教導直到15歲為止,之後在父親的工廠裡見習,以今日慣用的名詞來說,他正是朗格製錶廠的小開,見習的4年中,他培養了一身製錶技術,但他擅重的,不在製錶流程的實際操作,而在將各種理論用於製錶之上,如果製錶並非他家傳的產業,那麼也許他會成為一位科學家。後來他也跟隨了法國製錶師學習更高深的製錶理論,直到1868年才重回格拉蘇蒂參與家族事業,從那一年起,朗格製錶廠的註冊名稱由〈Lange & Cie〉更改成〈Lange & Sohne〉,正式進入製錶業後,理查朗格第一年著手進行製錶流程改善的工作,後來的許多年裡,他更申請到數量可觀的專利,大大充實了朗格的技術能力。理查.朗格的努力讓朗格製錶廠的業績蒸蒸日上,原有工廠樓板面積甚至不敷使用,因此在1873年進行了擴廠計畫,擴廠之後甚至開始生產高達10米的落地鐘,這是當時世界上體型最巨大的量產時計,見微知著,也能瞭解朗格的產品範圍拓展到更寬廣的產品線上。
 
老朗格的另一個兒子埃米.朗格(Emil Lange)出生於1849年,他在1871年加入家族製錶廠,他的專長不在製錶,而在業務方面;兩個小朗格恰巧形成了鐘錶業界最常見到的搭配,一半專司製造,另一半負責銷售,這樣的根基讓朗格這個錶廠直到第二次歐戰期間仍然活躍,雖然在西半球極少聽聞鐵幕國家裡的品牌,但朗格所製作的航海天文鐘及船鐘普遍出現在東德以及其他共產國家的船艦上,它的品質也可由此得到證明。在打造本土工業這一點上,埃米.朗格的看法顯然是比較國際化且務實的,如果德國本土無法生產的零組件,他會轉向其他國家尋求奧援,因此當時朗格製錶廠與瑞士的LeCoultre(今日的積家)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尤其在複雜功能錶的零組件供應上。埃米.朗格更偏好推出安裝在厚重K金錶殼裡的懷錶,這些貴金屬錶殼也為當時的德國培育出數位知名的金雕師。
 
1876年老朗格辭世時只有60歲,幸好兩個兒子已經順利接班,由1871年開始,德國正好進入民族主義的風潮中,在1914年第一次歐洲大戰爆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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